税取代费成为国家收入主体是财税改革的一项巨大的成果。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改革停滞论有一定市场，是因为目前垄断行业改革还不到位。我国一些领域正是由于产业集中度不高、恶性竞争严重，才造成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定价权，只能任人宰割，稀土贱卖、铁矿石谈判吃亏，反映的都是这个问题。

这里的民营化实质上就是私有化，与西方国家出售国企的做法没有两样。如果很多企业在自然垄断行业进行竞争，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有些行业由于生产和技术方面的特点，在竞争中形成很高的产业集中度，少数企业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形成寡头垄断格局。（作者是《红旗文稿》杂志总编辑助理） 进入专题： 国企改革 垄断 国进民退 公有制 改革停滞 。这样的建议，本质上也是一种私有化主张，当年俄罗斯的休克疗法采取的就是这种私有化方式。

从实践来看，政府部门不是完全以盈利的多寡来衡量国企的业绩，还会考察其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等多种指标。铁路运输如果碎片化，要么运营成本大幅提高，要么运费、票价大幅飙升。针对当前智慧城市的建设热潮，辜胜阻就当前智慧城市的发展提出四条建议：一是创新驱动，智慧城市的建设必须依托技术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衍生全新的产业形态，推动城市产业升级，促进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换，实现从过度依赖土地红利、人口红利的廉价要素驱动转向依靠知识和信息的创新驱动。

三是智慧整合，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是整合资源，切实解决城市运行中的资源分散、行政分割和管理分治的格局和孤岛现象。以开发强度(建设空间/城市总空间)为度量指标，北京为48%，上海为37%，广州为23%，深圳为49%，这些城市的开发强度远远超出了伦敦(24%)、东京(29%)和香港(19%)等土地非常紧缺的国际城市。城镇化引发消费需求，培育高消费群体，刺激投资需求，扩大民间投资，推动结构转型，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通过智慧城市建设推进智慧城镇化，实现城市产业升级和城市智慧治理。

财政部统计显示，2011年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3万亿元，相当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80%以上。调查显示，2000-2009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增长了69.8%、75.1%，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8.7%，土地的非农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

通过智慧城市建设推进智慧城镇化。近日，以中国城市化新纪元为主题的城市中国计划2012年度论坛在北京举行。一方面，土地财政依赖症导致高地价推高房价，加剧了房地产的泡沫化，过度透支了居民消费能力。然而，与土地要素的利用模式一样，我国城镇化对待廉价的劳动力要素依旧采取大规模简单投入的粗放式发展模式。

辜胜阻认为，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同样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和半城镇化推动，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非家庭式迁移和不彻底劳动力转移使城镇化付出了巨大社会代价。在城镇化高速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努力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改变城镇化对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的过度依赖，推动城镇化从外延型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如果在某种意义上说工业化是创造供给，城镇化则创造需求。在我国二元城乡结构的变迁过程中，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并为城镇发展提供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特别是2亿多农民工所带来的巨额人口红利已经成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据世界银行测算，一座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如果在投入不变的前提下实施全方位的智慧化管理，将使城市的发展红利增加3倍。改变这种局面需要变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家庭式迁移，改变城市对农民工的用而不养、取而不予局面。

受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及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土地财政模式已难以为继，土地红利已显现出日益衰竭的趋势。这种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的人口红利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推动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劳动力供需结构的变化，继续依赖人口红利来推动城镇化的未来发展将不可持续。

同时，以人口红利为传统动力的城镇化模式需要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加剧的城乡矛盾将阻碍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辜胜阻指出，城镇化是保持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大潜在内需和持久动力。另一方面，基于土地财政的城镇化形成了粗放式的土地经营模式，盲目追求土地要素的简单投入造成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之间呈现非均衡发展。辜胜阻表示，城镇化是当前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重要引擎三是智慧整合，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是整合资源，切实解决城市运行中的资源分散、行政分割和管理分治的格局和孤岛现象。通过智慧城市建设推进智慧城镇化。

二是应用为王，智慧城市的建设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运用市场法则来培育市场前景广阔的新兴业态，实现智慧增长。针对当前智慧城市的建设热潮，辜胜阻就当前智慧城市的发展提出四条建议：一是创新驱动，智慧城市的建设必须依托技术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衍生全新的产业形态，推动城市产业升级，促进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换，实现从过度依赖土地红利、人口红利的廉价要素驱动转向依靠知识和信息的创新驱动。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智慧项目已达一千多个，未来还会以每年近20%的复合增长率增长。这种以三代人幸福换取的人口红利是一种沉重的社会代价。

城镇化引发消费需求，培育高消费群体，刺激投资需求，扩大民间投资，推动结构转型，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以开发强度(建设空间/城市总空间)为度量指标，北京为48%，上海为37%，广州为23%，深圳为49%，这些城市的开发强度远远超出了伦敦(24%)、东京(29%)和香港(19%)等土地非常紧缺的国际城市。

近日，以中国城市化新纪元为主题的城市中国计划2012年度论坛在北京举行。辜胜阻指出，城镇化是保持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大潜在内需和持久动力。据不完全统计，土地出让金约占房价的30%-50%。在农村人口中，约有5000多万留守儿童，4000多万留守老人和4700万留守妇女。

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高度重视当前过度依赖土地红利，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地价过高推高房价的问题。在我国二元城乡结构的变迁过程中，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并为城镇发展提供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特别是2亿多农民工所带来的巨额人口红利已经成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如果在某种意义上说工业化是创造供给，城镇化则创造需求。上世纪九十年代分税制改革后，受限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但也造成城市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症。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应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2010年，全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高达133平方米，大大超过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

这种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的人口红利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推动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劳动力供需结构的变化，继续依赖人口红利来推动城镇化的未来发展将不可持续。受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及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土地财政模式已难以为继，土地红利已显现出日益衰竭的趋势。财政部统计显示，2011年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3万亿元，相当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80%以上。辜胜阻表示，城镇化是当前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重要引擎。

辜胜阻认为，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同样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和半城镇化推动，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非家庭式迁移和不彻底劳动力转移使城镇化付出了巨大社会代价。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劳动力在2012年之后将开始负增长，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已经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变。

另一方面，基于土地财政的城镇化形成了粗放式的土地经营模式，盲目追求土地要素的简单投入造成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之间呈现非均衡发展。同时，以人口红利为传统动力的城镇化模式需要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加剧的城乡矛盾将阻碍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在城镇化高速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努力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改变城镇化对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的过度依赖，推动城镇化从外延型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很快，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